10月30日中午，杭州市一名快递员邱厚金倒在送货的一栋大厦16层的楼道里死了。邱师傅的妻子讲，丈夫今年30多岁，体检身体健康，他本来在一家工厂做工，为了多赚钱，3个多月前转行干起了快递，“就是干了快递之后，每天早上六点半出门，晚上八九点才回家，工作很累。”

    “过劳死”又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。平时，媒体关注“白领”“过劳死”，可“蓝领”过劳死也不少，笔者印象里，新闻报道中建筑工人猝死决不止一例。但对于农民工，人们关注的是不是能得到工伤待遇。“过劳死”相对劳动者来说，虽然概率并不算大，但“过劳死”案例的增加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，可所有的关注最终是无奈的叹息。

    按我国《劳动法》规定，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加点工作的，只要符合三个条件即可，一是生产经营需要；二是在程序上用人单位要同工会或劳动者协商；三是加班要符合法律规定，每天最多不得超过3小时，一个月不得超过36个小时。只是实际生活中，这三条法律规定就如三条虚线，因为是否是生产经营需要则是用人单位说了算，工会和劳动者一般不会拒绝用人单位提出的加班要求，而最具可操作的法定加班时间，用工单位可以很容易规避。就如有些用人单位并不要求职工加班，而职工或是为了完成工作量以保住心仪的工作岗位、或为了多挣钱，自己去加班加点工作，这种情况下，劳动者拿不出单位让加班的证据。

   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安排劳动者平时或休息日加班，不能安排调休的，要依法支付加班费，希望以经济杠杆令用工单位减少让职工加班，然而这个规定反被用工单位变成了撬动职工愿意加班的支点。原因就在于分配不合理，职工不加班只能是最低标准的工资收入，结果不让加班反成了用人单位惩罚“不听话”员工的“阴招”。

    法律不是万能的，能不能减少“过劳死”，也是一个人们观念上的问题。据称，德国工人十分勤劳精细，但只要下班时间一到，无论再怎么需要，也会停止手中的工作准时下班。按中国人的观念，这肯定不符合勤劳的标准，毕竟国人所倡导的行为是“忘我”式的“贡献”。有记者曾到一家改制为民营的服装企业采访，职工对记者讲，厂长成了老板，但对工人情谊深，要写就写她们的厂长，厂长亲自为一位死去的女工装殓送别。而厂长对记者说，要写就写我们的职工，刚去世的师傅，再有几年就退休了，为了赶一批订单，坚持和其他职工一起加班加点工作，脑溢血让她倒在工作台上，送到医院还是没有抢救过来，她是全体职工的榜样。记者感到很纠结，而记者的纠结，不是对“过劳死”的关注——那个时候还没有“过劳死”一词，而是私营企业职工生死不顾地工作，算不算是为民众、为国家利益公而忘私的英雄？

    在不少行业，每年在一定的时期，加班加点、夜以继日的工作几乎成了常态。不少人爱在网上“蒙面”晒加班，吐槽最多的是没有加班费，也不敢跟单位讨要。可以看出，人们在观念上，仍认为钱才是最重要的。

    当然，需要劳动者与用工单位集体协商“8小时”内合理的劳动报酬，但人们的物欲难有止境，因此更需要改变一下观念，把身心健康看得重一些，民众需要把拒绝加班视为合理和正常，以促进劳动法律的落实，缩减规避劳动法律的市场。可惜，观念改变需要时间，需要一个过程。